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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伦理思想研究
- 作者： 贺更行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录入时间：201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墨子 兼爱 伦理思想
- 描述：摘 要 一、选题的意义与主旨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乃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重要议题。墨子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海内外学界对墨子的研究一般都是综论性的，并且对墨子的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等思想探讨甚多，从伦理学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梳理墨子的伦理思想，尚未有尝试者。所以，正确理解和深入认识墨子伦理思想的内涵和历史地位，发掘、汲取墨子伦理思想中的优良因素，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参照，既具有学术研究的拓新意义，也有益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二、兼爱：伦理思想的核心 墨子以“兼爱”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墨子批判儒家所遵循的西周礼制所规定的“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记·中庸》)的仁爱观，力图把人从血缘性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每个人在政治上都以独立、对等的身份存在，强调虽“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张扬人格独立与平等意识。就这样，以博大无私的“兼爱”为核心，墨子将其道德理想落实到社会个体之间，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时候，则以实现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为起点，并且以天下人民之大利为道德正义的标准，“贵义”而行，以“义”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既然主张“兼爱”，在有关国计民生之经济伦理上，统治者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与被统治者万民百姓的饥寒交迫之现状，是和“兼爱”格格不入的，这又导出其“节用”主张；在政治伦理的构建上，其认为唯有使天下一同于兼爱无私的贤者的统治之下，方可实现天下大同，故而倡导“尚贤”；为了保证“兼爱”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真正实现，体现其“兼爱”意志的“天鬼”乃是最高的道德评判准则和最后的道德惩戒力量。所以说，“兼爱”是墨子伦理思想的灵魂，居于其伦理思想的中心，是贯穿于其道德体系的一根主线。唯有“兼爱”，才使墨子的伦理思想与其它各家各派的伦理思想区别开来，真正体现了墨子伦理思想的本质，是其伦理思想的核心。三、贵义：道德原则的确立 如何将“兼爱”向社会落实?墨子认为“兼之为道也，义正。”(《墨子·天志下》)“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义”，就是体现“兼爱”的基本道德原则，即人们在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关系的时候，应该以“义”为出发点和目的，指导自己的道德实践。在墨子的道德体系中，“兼爱”与“贵义”是相辅相成、内在联系的。既然“兼爱”，那就要平等无私的爱人，当然就不能自私自利，应该以天下人民的大利为重为“义”，尊重他人利益，先人后己，先公后私；“贵义”，强调的是在“兼爱”的过程中，在处理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要贯彻天下公“义”高于个人私利的思想，更好地处理各种利益矛盾，从而使人们的道德行为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利益。故而，在墨子的“贵义”道德原则中，自始至终地贯彻“兼爱”这一道德核心的要求。更具特色的是，墨子在义利观上提出了“义利并重”的新观点，其在“尚利”的前提下提出“贵义”口号，所贵之“义”就是“天下人民之大利”，其义利观具有规则功利主义的理论特征。正因为如此，这也致使其在道德评价上独具慧眼，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合其志功而观”(《墨子·鲁问》)的观点。四、节用：经济伦理的建构 将“兼爱”实现于在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中，墨子倡言“节用”。从抽象的理论方面来说，墨子“节用”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都是根据“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这个原则来展开的，其既是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端开出的济世利民的药方，又是对王公大人们的奢侈靡淫的生活方式的激烈批判，这也就逻辑地发展出“非乐”、“节葬”、“非儒”诸观点；而其将“节用”思想个体化，则自然发展出以自苦奉献、均分财产、平等相处为内容的苦行主义生活方式。正因为墨子判定不合其政治目的、经济功利和道德追求的礼乐厚葬都属无益，对一切不实用的娱乐、礼仪消费采取了坚决的否定态度——过犹不及，对现实功利的狭隘理解，对现世生活的过度刻苦，使之最终陷入了“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的困难境地。五、尚贤：政治伦理的倡导 以“兼爱”指导政治伦理的建构，墨子设计了一个“尚同”道德理想国，那就是天下人必须一同于一个兼爱无私但高高在上的“兼君”。墨子虽然一生苦苦追求人人兼爱的平等道德理想，但其所设计出来的“尚同”道德理想国却具有明显的专制色彩，为此，其提出的补救措施就是“尚贤”。从理论上讲，尚贤是尚同的保证：在对各级统治成员的选择任用上，如果不实行尚贤的组织原则，则难以实现尚同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与尚同的目的相违背，故墨子呼吁“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由此可见，墨子以尚贤为政之本，并不是空泛地宣扬以德服人，而是动用社会的力量乃至国家政权的力量举“贤”抑“不肖”，旗帜鲜明地褒善贬恶，这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其打破了贵族世袭、贵贱之分、等级界限的传统，向西周礼制发起了有力挑战。但事实上，墨子所设计的以“尚贤”为保证条件的“尚同”理想国，在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有条件的”君主专制主义，如果落实到现实政治之中，就只能成为无条件的君主专制主义了。因为他并非以天子为至高无上，而以代表民意的“天志”作为天子的选择者和监督者。但正因为“天志”监督力量的软弱无形，“尚同”如果落实到现实政治之中，就只能成为无条件的君主专制主义了。因追求道德平等而走向政治专制，在墨子时代，这或许是其在政治伦理上难以走出的一个困境。六、天鬼：以宗教为后援 儒家的“仁爱”有亲情血缘以及政治赏罚来维护和保证落实，那博大无私的“兼爱”用什么来保证呢?为此，墨子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鬼神崇拜的传统。墨子的“天鬼”说颇具鬼神工具说的意味，视鬼神同工匠的规矩，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工具，欲以天鬼的意志整饬人间的价值冲突。“天鬼”的本性就是墨子所口口声声所宣扬的“兼相爱交相利”，故会对人间的善恶明察秋毫，赏善罚恶。不仅如此，墨子一面高举“天鬼”之传统大旗，一面却向当时流行的“天命”观念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其从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从直接生活经验的角度否定了天命之后，又从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出发，认为笃信天命对治理社会国家毫无益处，而富贵、贫贱之区别，重在“强力”，认为“执有命者，天下之厚害也。”(《墨子·非命》)——既相信“天鬼”，又否定“天命”，这充分暴露了墨子所代表的平民小生产者阶级“力足”与“力不足”的内在矛盾。当然，墨子的“天鬼”思想有着与传统神学思想极其不同的特殊性，那就是其根据小生产者的利益要求，创造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上帝鬼神。这种“天鬼”所奉行的宗旨就是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兼爱”，“天鬼”所起的作用是对统治者王公大人们进行威慑，对劳动者万民百姓们进行保护。“非命”是现实的，“天鬼”是虚幻的，内容不一，目标却一致，都是为了追求现实的人所应当过的人世间的幸福生活。正因为如此，表面上看来格格不入的两种思想，却在墨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统一共存了。七、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 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墨学从人们的学术视野和主流文化传统中的确消失了，但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和道德理想却没有因此而消失，并且在此后长达二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起着相应的作用。如果我们并不把目光局限在传统的思想传承路径之上，就会发现墨子的伦理思想仍通过一些易被忽视的载体，一直潜隐暗伏，对民间社会中某些群体和个体发生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道教的早期发展，以及民间社会的“侠”文化与绿林精神。而且，清代以来的墨学“复兴”，也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而兴衰起伏。八、结语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墨学的大起大落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变迁所具有的高度相关性，墨学流传的艰难曲折与中国文化兴衰起伏的惊人吻合，墨家道德的潜隐暗行与中国民间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契合，再加之墨学的平民性质、科学价值和逻辑内涵的发现与“西学”传入的不解之缘，这一切，皆昭示出墨学的生命力和特有价值。墨子的伦理思想和道德理想，在漫长的传统民间社会则如一股无形洪流，为小生产者所努力践履和憧憬，对中国民间道德和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甚大。而真正有活力的文明是最开放的文明，真正有吸引力的道德是具有包容品格的道德。在人类各种文明开始互容共存的今天，曾经独领风骚的中华文明却在西方文明的强攻之下处于守势，这种局面的出现使人对墨学的中绝更生痛惜之情。所以说，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既要借鉴世界各国的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当然也需要批判继承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传统，需要丰富的形上道德思辨、高明的个体境界与出世性的宗教道德资源。但比照现实，我们也需要虽不怎么高明但却确实能落实于社会大众层面，并且积极入世为最广大民众生存计虑的墨家功利性的道德精神，从而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注入有益的的道德内容。
- 墨家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兼与先秦儒家比较
- 作者： 李嘉庆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录入时间：201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 描述：墨家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兼与先秦儒家比较
- 墨辩，因明与亚氏逻辑推理形式的比较研究
- 作者： 陈克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录入时间：2016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逻辑推理形式的比较
- 描述：继梁启超、章太炎之后，胡适、章士钊、谭戒甫、沈有鼎、虞愚、詹剑蜂、李匡武、石村、。杨百顺等学者，都提倡井做过三大逻辑比较研究方面的工作，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一：我们现在能否得班结论逸，比较研笼工作己经大功告成了呢？无疑，回答应是否演的。周文英誉说想，这种珍较和综合工作应有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