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视域下的墨子里籍辩争

——兼与姜宝昌先生商榷①

◆杨岗营毕节学院逻辑与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逻辑视域下剖析姜宝昌先生《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一文，有三个明显的逻辑错误：其一，立论所依核心论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存在自相矛盾，直接导致所立论题“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不能成立；其二，立论所依核心论据《<吕氏春秋>高诱注》与论点之间相关性不强，不足以支撑论点，有牵强附会之嫌；其三，论证方式选择错误，以或然推理形式，得出必然推理结果，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所以，从《<吕氏春秋>高诱注》，无法必然地得出“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

关键词：逻辑 墨子 里籍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凸显了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重大意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总体布局的高度，部署了“文化兴国”战略，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

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名人符号，因其唯一性，在创建文化产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名人文化符号体现在多方面，客观上决定了名人之争的多样性：里籍（出生地）之争、籍贯之争、成名地之争、主要事迹发生地之争等等。规范名人文化符号辩争，需要逻辑工具。

一、逻辑对辩争的基本要求

按照逻辑学概念理论，首先有必要对涉及名人文化符号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1.籍贯，两个权威的解释：（1）按照公安部公通字［1995］91号文件规定，公民的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或户口所在地；祖父去世的，填写祖父去世时的户口所在地；祖父未落常住户口的，填写祖父应落常住户口的地方；公民登记籍贯后，祖父又迁移户口的，该公民的籍贯不再随之更改。（2） 1999年全国范围内重新填写新版《干部履历表》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的“填写说明”里明确规定：籍贯为祖父的出生地。按照上述解释，籍贯之于某一特定的名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

2.故里，基本解释：故乡，老家。《咬文嚼字》公布的 2009年国人十大常犯语文差错之一就是“故里”，地方宣传中经常误用。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常号称是某名人的“故里”，理由是该名人曾在当地生活居住，为争夺名人“故里”称号甚至相互对簿公堂。而住过的地方应称“故地”，住过的居室应称“故居”，都与“故里”无关②。

3.原籍，本籍，祖居的地方。是迁居籍贯地之前的祖先居住地。《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宋微子之后。宋闵公长子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为孔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畏华氏之逼，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子孔丘。孔子曾祖防叔自殷奔鲁，在鲁生伯夏，证明了孔子的籍贯、出生地均为山东曲阜。河南商丘是孔子曾祖防叔奔鲁前居住的地方，是其原籍。“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说的就是这件事。

4.出生地，即某人出生时所在的的地方，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如孔子，出生在曲阜东南 30公里处的尼山。

5.里籍，籍贯。章炳麟《印度人之论国粹》：“譬如人有里籍与其祖父姓名，他人不知，无害为明哲；己不知，则非至童昏莫属也！③”但是，笔者纵览关于墨子里籍之争的学术成果，里籍则为出生地。为切论题，本文从此意。

6.成名地，对于名人而言，成名地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多依“公认”、“约定俗成”。如，“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即成名地之争。诸葛亮，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 181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诸葛氏是琅邪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父亲诸葛圭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其后遇家庭重大变故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诸葛玄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赴任，后随诸葛玄投奔荆州刘表，居南阳郡邓县隆中。简言之，诸葛亮是标准的山东人（兼具出生地、籍贯）。但是，为何诸葛亮“智圣”文化符号只有襄阳、南阳之争，不见山东加入？诸葛亮之所以是“智圣”，《隆中对》一对成名，出生地、籍贯已非核心文化符号。

7.主要事迹发生地，在概念内涵上和成名地有交叉，视主体对文化符号的内涵需求而定，也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如，遵义对毛泽东文化符号的挖掘，确定的核心文化符号内涵是“转折之城，会议之都”，选择的就是名人的主要事迹发生地。当然不能排斥韶山、井冈山、延安等地对毛泽东文化符号的不同诠释。

墨家辩学，即中国古代逻辑，是诸子百家争鸣辩论的利器，是中国古代的论证逻辑和语用逻辑④。《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称为《墨辩》，晋朝鲁胜作《墨辩注》（按：鲁胜所选，缺《大取》《小取》两篇）称之为《辩经》，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代表作之一。《墨辩》制定了完备的辩论技术标准，规范了辩的定义、目的、方法、规则等：

辩的定义：“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经上》）；“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墨子·经说上》）；“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子·经说下》。确定辩的定义，关键在于“彼”的诠释。“彼，不可两也”，指辩的双方必须首先就同一特定的客观事物确定一个辩题，而“彼”即是某一客观具体事物，它是辩争双方的目标对象，也是主体的认识对象。“辩”就是指辩争双方围绕对同一事物“彼”的不同认识展开论争，以对“彼”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胜负为终结的一种语言博弈活动。张长明认为：“从‘辩’的行为表现来看，它是一种‘言语行为之辩’，是用于认识事物的一种工具、手段。⑤”可以说深得“辩”之精髓。“通意后对”（《墨子·经下》）的重要性就在于辩争首先要确定辩争双方所争之“彼”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否则，就会出现辩争双方互相“不知其谁谓也”（《墨子·经下》）的尴尬局面。

辩的目的和作用：“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分清是非的区别，审察治乱的规律，搞清同异的地方，考察名实的道理，断决利害，解决疑惑。

辩的论据要求——“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墨子·小取》）探求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言论。辩的方法——“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用名称反映事物，用言词表达思想，用推论揭示原因。按类别归纳，按类别推论。

对辩者的态度要求——“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多译为：自己赞同某些论点，不反对别人赞同，自己不赞同某些观点，也不要求别人。结合本段上下文意，笔者认为是对对辩争双方当事人者的态度要求，对此，台湾学者张长祥的论证很有说服力：“论辩不当以自我为中心”，辩者不能“只知固着自己的见解，……不理智地一味排斥他人的见解”⑥。简言之，尊重辩论对手及其观点。

逻辑视域下审视墨子里籍辩争，可以发现很多逻辑错误。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辩题不同一，违反了“彼，不可两也”原则。如，墨子里籍辩争中，“里籍”是指出生地、籍贯、故里还是原籍？

其二，论据失当，辩争双方在选择论据时，缺乏对论据——论点相关性的考察，经常出现转移论题，偷换概念，或牵强附会现象。

其三，论证方式选择失当，以或然论证方法，得出必然论证结果。

其四，辩争态度失当，在墨子里籍辩争中，经常闻到辩争双方的火药味，如果是辩争本身需要倒也罢了，有些学者的言辞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

二、逻辑视域下审视墨子里籍辩争

下面以姜宝昌先生《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为例，一是逻辑解析论文，二来就某些观点和姜宝昌教授⑦商榷。

姜宝昌教授论文《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简称《姜文》）有三个明显的逻辑错误，导致其论点不能成立：其一，立论所依核心论据《<吕氏春秋>高诱注》存在自相矛盾，直接导致所立论题“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不能成立；其二，立论所依核心论据《<吕氏春秋>高诱注》与论点之间相关性不强，不足以支撑论点，有牵强附会之嫌；其三，论证方式选择错误，以或然推理形式，得出必然推理结果，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另外，姜教授论辩态度值得商榷。

核心论据存在自相矛盾

《姜文》结构上共分五部分：绪论、正论、反证、旁证、余说，其中，正论数百字为该文核心。为便于评价，兹摘录其“正论”附后：

《吕氏春秋·当染篇》“墨子见染素丝而叹。”（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高诱注：惠公，鲁孝公之子，隐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高诱注：“止，留也。”）其后在於鲁，墨子学焉。（高诱注：“其后，史角之后也。亦染墨翟。”）这里高诱前注文“墨子，鲁人”之“鲁”，即后注文“惠公，鲁孝公之子，（鲁）隐公之父”之“鲁”，亦即吕不韦原文“鲁惠公”之“鲁”。换言之，高诱后注文“（鲁）惠公，鲁孝公之子，（鲁）隐公之父”之“鲁”，应视为其前注文“墨子，鲁人”之“鲁”之注脚。铁案如山，不容置疑。因为这既是注释与注释对同一名谓内涵之一致性要求所使然，也是注释与原文对同一名谓内涵之一致性要求所使然。……试想，设若高诱注“墨子，鲁人”之“鲁”指谓西鲁即鲁阳（鲁县），作为《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的大注疏家，他能不另予注释，坐令西鲁、东鲁纠缭不清吗？

一篇议论文，其核心论据首先要符合客观事实。作为论据的道理，应该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的正确性应该是为人们公认的。为了保证事实的真实性，引用的材料要有出处，要检查核对，要准确可靠。《姜文》所引之“铁案如山，不容置疑”的核心论据《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於鲁，墨子学焉。”不但缺乏上述论据要求，而且存在自相矛盾。查中国历代帝王世系表：

鲁惠公，公元前 768年至公元前 723年在位；

周桓王，公元前 719年至公元前 697年在位。⑧

鲁惠公派宰让请礼于周天子时间下限为公元前 723年，周桓王派遣史角前往曲阜教授礼仪时间上限为公元前 719年，如果《吕氏春秋·当染篇》记述为真，可以理解为周天子在接到鲁国请礼报告后四年，才派遣史角前往鲁国授礼，逻辑上倒也讲得通。问题是：史角最早公元前 719年才可能到达鲁国，鲁惠公早在四年前的公元前 723年已经去世，又何以可能在死后四年复生，而留史角在鲁呢？——显然自相矛盾。

当然，我们如果肯定鲁惠公请礼史事的真实性，可以做些推论，消除自相矛盾：以“隐公止之”或者“桓公止之”代替“惠公止之”。因为鲁隐公于公元前 722年至公元前 712年在位，如果史角公元前711年授礼已毕，则“隐公止之”符合逻辑；如果史角公元前 711年授礼未毕，而鲁桓公于公元前 711年至公元前 694年在位，则只能由“桓公止之”或此后的“某公止之”了。却断不可能是“惠公止之”。

存在自相矛盾逻辑错误的论据本身尚切不能成立，何以支撑论点成立呢？请姜教授三思。

（二）论据与论点相关性不强

抛开《吕氏春秋·当染篇》的自相矛盾不谈，姜教授仅从考证高诱对《吕氏春秋·当染篇》的一段注文，就对墨子里籍做出断定“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显失严谨。

姜教授引《<吕氏春秋>高诱注》进行推理的程序是这样的：前提一：墨子是鲁人。证据是：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作书七十二篇。”

前提二：墨子曾在东鲁学礼（“史角之后。亦染墨翟”）。证据是：鲁惠公请礼——史角授礼——惠公止之——后在於鲁——墨子学焉。（高诱注：“其后，史角之后也。亦染墨翟。”）

结论：墨子是东鲁人

这段文字一个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其后，史角之后也。亦染墨翟。”证明“墨子，鲁人”之“鲁”就是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之“鲁”——“东鲁”，依此立论“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后学想请教姜教授的是：难道证明了“墨子曾在东鲁学礼”，就等于证明了墨子出生在东鲁吗？论据“墨子曾在东鲁学礼”和论点“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的相关性很弱，不足以支撑论点成立。退一步讲，证明了“墨子曾在东鲁学礼”，只是证明一个事实：墨子曾经在东鲁学习过礼仪，若依此推理出“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那么，笔者可以根据《墨子·小取》所述的“援”式推理，作如下推理：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即“孔子曾在洛阳学礼于老子”，按照姜教授的逻辑，当然可以推出孔子是洛阳人。“援也者，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墨子·小取》）对此，墨子早有论述：“援”式推理非必然推理，稍不注意，就会“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失本。”（《墨子·小取》）

（三）论证方式应用失当

《姜文》论证方式选择错误，以或然推理形式，得出必然推理结果，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或然推理无法得出全称的必然结论，这是逻辑学常识。纵览《姜文》，没发现用演绎推理的地方，如何必然得出“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的结论呢？

《姜文》在“反证部分”，归纳了《吕氏春秋》全书注释，共六大类：1.国别+地望；2.国别+地望+事迹；3.国别+世族（或师承）；4.国别+官职（或职业）；5.国别+世族+官职；6.国别+事迹（或只出国别）。引姜教授的原话：“上述六类中，第六类与《当染》、《慎大览》注“墨子，鲁人”情况相似，惟其相似，所以笔者对其做了穷尽式的排查。此类与第三、第四、五类均属不明具体地望者。而其国别无非周、秦、楚、宋、齐、卫与鲁而已。统六类以观，高诱于春秋战国人名下注，第一项必出国别，如明具体地望，其出必在第二项，断无出具体地望而置于第一项之理。换言之，有独出国别为第一项者，亦有既出国别又出具体地望分别为第一、第二项者，决无独出具体地望于第一项者。春秋战国时，西鲁之鲁阳，乃鲁县，已非鲁国，例不当入国别之列。由是以证，《当染》、《慎大览》两篇之高诱注“墨子，鲁人”之“鲁”必东鲁无疑。”其中：“第六类与《当染》、《慎大览》注‘墨子，鲁人’情况相似”是类比推理，属于或然推理；“所以笔者对其做了穷尽式的排查”可视为完全归纳推理，果如姜教授所言“做了穷尽式的排查”，可视为必然推理。但是，在“惟其相似”的类比推理大背景之下，再“穷尽式的”完全归纳推理只能解决局部结论的必然性问题，但绝无可能整体上得出必然结论：“由是以证，《当染》、《慎大览》两篇之高诱注‘墨子，鲁人’之‘鲁’必东鲁无疑。”

另外，姜教授辩论的态度值得商榷。在绪论部分，评价“墨子西鲁说”的学者：“毕沅误读了高诱注，武亿盲从之，刘教授阿附之。”如果说用“误读”尚有些许中性态度，那么“盲从”就是标准的贬义，而“阿附”就近乎人身攻击了。评价“墨子东鲁说”的学者：“清末民初，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著《墨子间诂》，以大学者之良心…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孙诒让地下有知，是该庆幸自己持“墨子东鲁说”而获冠“大学者之良心”呢？还是惊出一身冷汗，而庆幸未成“阿附”之人？

《姜文》一出，墨子里籍辩争的滕州一方欢呼雀跃：“姜宝昌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学和墨学研究，是我国学术界为数不多文理兼通的研究《墨经》的权威学者。……他在文中采用正论、反证等方法，驳斥了‘墨子为西鲁人’的错误论调，进一步分析论证了“墨子里籍在滕州”的正确结论，维护了学术正义。”“姜宝昌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继张知寒教授《墨子里籍考论》一书后发出的又一‘墨子里籍在滕州’的强音。这一宏论，为滕州乃至为山东研究墨子争得了坚实的学术支撑，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墨子里籍辩争本来是一个很正常⑨的学术辩争，但是放诸经济、政治平台，学者的学术研究想客观、公允都难！

由墨子里籍考辩，到其他名人之争，应该在合理的规则下进行。逻辑作为论辩的有效工具，必将在其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期待着各类名人之争回到理性的学术辩争层面，真正让学术研究为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可持续的支撑。

注释：

①【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1XZX009）；2011年度贵州省社科规划项目（11GZYB59）；2012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2XJA7204001）

② 2012年 4月 20日，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38199.htm③ 2012年 4月 20日，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801202.htm④孙中原.《墨子·大取》和《小取》的逻辑［J］，毕节学院学报，2011.01

⑤张长明.《墨辩》“三物”新解［J］.湘潭大学学报，2008.3

⑥张长祥.思维·语言·行动：现代学术视野中的墨辩［ M］.台

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P69

⑦姜宝昌.从《吕氏春秋》高诱注论到墨子为东鲁人而非西鲁人

［J］.经济参考报，2010年 11月 26日

⑧晋文.中国帝王图志［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附录

⑨张西锋，鞠文周.“墨子里籍滕州说”又添力证［N］.滕州日

报，2010-12-07

【作者简介】

杨岗营（1967-），男，汉族，河南鲁山人，南开哲学博士，毕节学院科研处副处长、逻辑与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兼任贵州省逻辑学会秘书长、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委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逻辑史与比较逻辑、科学逻辑与逻辑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