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故里浅论

◆李龙河南社科院历史与考古所

墨子姓墨名翟，是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说的创始人。但墨子究竟是哪里人氏，历来看法不一，至今仍有宋国人、鲁国人、楚国鲁阳人、印度人等不同说法，可谓莫衷一是。墨子究竟是哪里人呢？详考有关史料，笔者认为，所谓鲁国人、鲁阳人、印度人三说皆不可靠，墨子实际上是楚国北部人（今河南鲁山人）。理由有三：

一、从墨姓源头上看

墨姓虽然不是中华大姓，但历史悠久。其源流据考证有二。其一出自姜姓为炎帝后裔、夏禹的老师墨如之后，以祖名为氏。据《潜夫论》载：“禹师墨如。”传说炎帝神农的后裔墨如见多识广，是他的建议使大禹治水成功，大禹后来拜他为师。大禹的儿子夏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之后封墨如的儿子胎初为孤竹国（今辽宁朝阳市）的国君，胎初以父名为姓，人称墨胎初，世代相传姓墨。其二出自商朝墨台氏。据《通志·氏族略》载：“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殷商时期，夏代墨胎初的后裔迁建诸侯国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索隐》所记：“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是为孤竹侯国。殷墟甲骨卜辞文中称“竹侯”。商末孤竹国君有两子，分别是伯夷和叔齐。《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的“贤”名流传于世，后人就以墨字为姓，称为墨氏。墨姓二源实质根出一处，都为炎帝后裔，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殷商时期，墨氏建立的孤竹国与商关系密切。据《史记·伯夷列传》注引《括地志》所记，“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从汉代《史记》和后代文献记载的方位来看，孤竹城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境无疑。孤竹国的统治范围也应以今卢龙县为中心的滦河入海处小盆地及其附近区域，包括今卢龙、抚宁、迁安、迁西、滦县连片地区。孤竹国是商在北方重要的方国，是商北方边境稳定的屏障。商朝北部多边患，特别是武丁以前。几代商王频繁对北方用兵。商王在北方分封孤竹等诸侯，是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孤竹国是沟通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必经之地，东北夷狄族须先至今辽西地区，然后经孤竹国进入燕山之南，侵扰商境。孤竹世居今卢龙这一战略要地，控制了东北至华北的咽喉要道，也就扼制了东北夷狄族的南侵，真正起到了屏卫商王室和镇慑边境的作用。有商一代，孤竹国一直是商朝在北方势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外服）。因此商通过联姻，拉拢与孤竹国的关系。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①商王室为诸妇者的称谓。孤竹国与商王室通婚是一种政治行为，二者形成了生死攸关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甲骨文中又有“母竹”字样，

说明“妇竹”、“妻竹”等曾经生子，在商王室诸子中有了孤竹家族的血统。这种状况无疑更加强了孤竹国在商朝的地位。这种亲密关系非殷商分封的其他诸侯国和方国可比。1992年 10月，迁安夏官营镇马哨村出土了商代的簋和鼎，制作精美。青铜簋的底部有金文“箕”②字，据此推断它是商朝太师、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之物。青铜鼎内壁铭文有金文“卜”字，也是箕子之物。箕子之国在今山西太谷东北。象征主权的铜簋和铜鼎是媵器（陪嫁财产），由此可知箕子家族曾嫁女与孤竹家族联姻。孤竹君侯攀附箕子这样的商朝重臣联姻，一方面说明他在商朝地位之高，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商朝的地位。孤竹国在殷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加快。到商朝中晚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具有国家的规模。孤竹国的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手工业均相当可观，卢龙县曾出土相当于商代晚期成组的青铜器鼎、簋、弓形器和金臂钏；多数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还有大量夹红褐陶器。迁安、滦县也出土了晚商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畜牧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孤竹国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诸侯国。

由于孤竹国与中原夏商文化的紧密联系，至周代晚期孤竹国亡，其后裔活动于中原地区是比较可信的。清乾嘉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在其《墨子叙》中明确解释汉代高诱《吕氏春秋注》中的“墨子，鲁人也”为“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鲁国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山东博山知县武亿亦注：“鲁即鲁阳（即鲁山县），春秋属楚”。而郭成智、张新河在《墨③子姓氏、先祖考略》中认为，河南鲁山是中原文化中心区域，墨子④故里在河南鲁山有一定的科学性。

二、从墨子名字上看

众所周知，墨子名翟，翟是长尾雉。长尾雉的尾羽非常漂亮，我国古代乐舞时经常以右手执雉羽，《诗经·邶风·简兮》“右手秉翟”。而“翟”乃凤凰的别名。值得注意的是，《实用汉字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在解释“翟”时称古人有“画翟羽用为装饰的衣服”的习俗，《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就记有“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的意思是色彩鲜明的形貌。据此可知，墨子的名字“墨翟”，其含义是“用墨在衣服上绘画翟羽”，绘画翟羽或为绘制鲜艳的凤凰图案。

凤凰与楚文化渊源很深。楚人尊凤是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史记·楚世家》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司马迁称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功大矣”；屈原在《离骚》一开始就自豪地说：“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朕皇考曰伯庸（祝融）”；《白虎通·五行》载：“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凤。”张衡《思玄赋》：“前祝融使举麾兮，纚朱鸟以承旗。”李贤等注：“朱鸟，凤也。”《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这种超自然的神鸟，就是被称为百鸟之王的凤凰，也就是祝融的化身。楚人的另一远祖羲和，为重黎的后代。羲和是太阳的车夫，以龙车侍日，而“日中有鵔鸟。”鵔鸟就是凤鸟。著名学者张正明说：“凤是楚人先民的图腾，战国时代的楚人对此仍有朦胧的印象。因此，他们把一切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赋予凤了”。⑤

《楚辞》一书，龙出现了 24次，凤也出现了 24次。《离骚》“凤皇翼其承旌兮，高翱翔之翼翼。”“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九章·怀沙》：“凤凰在笯兮，鸡鹭翔舞。”《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宋玉《九辨》：“凤愈飘翔而高飞。”《庄子》：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鹏即凤。

楚国的法律名叫《鸡次之典》（《离次之典》），实即《凤典》。鸡次，《战国策》鲍注：“鸡，一作离。”《易》曰“离为火。”《春秋元命苞》：“火离即凤凰。”楚人以凤巢称南国之地。《楚辞·远游》：“顺凯风以从游兮，至南巢而壹息。”南巢即南方凤鸟之巢。

楚人认为，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的尊凤意识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楚国的礼器、兵器、建筑物、文学艺术、生活用品和婚丧嫁娶中无处不飞凤，从而把凤凰信仰推到了顶峰，让凤凰文化成为中国独有的标志性吉祥文化之一。在楚国的出土文物中，诸如器皿、饰物、丝织品、兵器，每一件几乎都有凤的身影，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地年俗舞凤、嫁女戴凤冠霞帔、引魂升天用凤，刻碑刻以凤、魂幡绘以凤。凤的形态千姿百态，无奇不有，无论是丝织品上刺绣，还是漆木器上彩绘，以及各种器物上的雕刻造型，基本上都是引颈长鸣，振翅冲天，体现出一种向上升腾的动感和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这是凤凰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其它任何地域文化都无法比拟、无可复制的。

楚国的纹饰、图案多取材于凤。从出土器物来看，在武器上，湖北当阳金家山出土铜戈上饰有错金变形凤鸟纹；湖南桃源出土的铜戈尊铸有对称的凤鸟纹；湖北江陵李家台和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漆盾绘饰有龙凤纹。1960年，湖北荆门车桥出土的铜戚的神人饰有凤凰长羽。

在祭祀礼器上，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龙凤纹铜尊（银龙 60条，凤鸟 24只），尊盖四周雕塑着四个鸟形钮，并将盖分作四片，每区间饰有六龙六凤，腹面又分作六片，每区间又有六龙；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铜簋为龙凤饰；楚人祭祀泰山而埋的六件铜缶均有龙凤饰（如蟠凤纹缶）。

在衣食住行上，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刺绣衣物，⑥多绣有龙凤花纹，其中十八副龙凤纹样中，有凤鸟图案的占十七幅，如舞凤飞龙纹、龙凤相蟠纹、龙凤虎纹、凤鸟蛇纹、凤鸟花卉纹、对龙对凤纹、蟠凤飞龙纹。具体而言，又可分为回首舞凤纹、变形凤鸟纹、凤鸟花卉纹、花卉飞凤纹、花冠舞凤饮露纹、衔花凤鸟纹、凤鸟蛇纹、凤龙虎纹、飞凤蟠龙纹、舞凤舞龙纹、舞凤飞龙纹、一凤二龙纹、一凤三龙纹、龙凤戏珠纹、龙凤共体纹、三首伴花凤鸟纹等。

在饮食器皿上，湖北随州义地岗出土的鼎饰有凤鸟蟠龙纹；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漆盘绘有八对凤鸟，雨台山出土的漆耳杯饰凤鸟纹；湖南临澧出土的漆盒彩绘龙凤纹，漆耳杯饰凤嘴纹；湖南长麻出土的尊饰有凤纹或变形凤纹；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三凤双连杯。

在车舆上，《楚辞·离骚》：“鸾皇为余先戒兮。”（凤车在前）湖南临澧出土的铜质车马器凤鸟车辕和青铜错金回首凤鸟纹车马器；湖南长沙、河南固始出土的凤形车饰；湖北江陵出土的龙凤纹车马器。

在乐器上，楚人喜好以龙凤形象饰于乐器。出土的乐鼓，虎座凤架鼓，钟、瑟、琴都有凤的形象。在工艺品上，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有凤和鹿各四只。楚国各地出土的玉佩的形制与纹饰多为龙凤。

在随葬器物上，多见虎座立凤、龙凤笭床、龙凤彩棺。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彩棺的棺盖和侧板均彩绘有龙凤纹，龙凤相配共组成十八组对称图案。橘红色内棺绘以金龙黄凤。河南信阳长台观出土的彩棺绘龙凤纹；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出土的楚墓棺壁上饰有刺绣龙凤纹图案的丝织品。

在书法艺术上，楚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首创了鸟书。鸟书，又名鸟虫书或鸟篆。《说文》段注：“鸟虫书，谓其或像鸟，或像虫，鸟亦称羽虫也。”楚鸟书多见于楚国王公贵族的用器上，如戈、剑、鼎、钟等。楚人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故而对鸟类也格外钟情，鸟书之鸟形与凤之图案、变形凤纹酷似。鸟书中鸟之造型或将之未翔，或昂首振翮。有学者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将鸟书称为凤书更为确切。著名学者郭沫若说：“南方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方重事实，字多浑厚。”⑦楚国的代表书法竹书，也与鸟书同类，是隶书之源。现存竹简中已现隶书雏形，而并非秦始皇时程邈所创。

凤凰是楚文化的图腾，墨子的名字与凤凰有关，可见其受楚文化影响之深，由此可以推断，墨子故里应该在楚文化的范围之内。

三、从墨子鬼神思想上来看

《墨子》53篇中，有数篇都表现了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其中有《天志》上中下三篇，《明鬼》下一篇，专章进行了论述。墨子的⑧鬼神思想，受到了商代鬼神思想的影响，对鬼神的存在毫不怀疑。尊天明鬼“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此点与康德的上帝存在的必要性相似。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把上帝请回来，认为必须有上帝的存在来保证赏善罚恶，在墨子看来，鬼神的存在也是保证赏善罚恶。这与儒家鬼神观不同，儒家的“鬼神”观只是对已故祖先的代称。所倡导的对“鬼神”的祭祀原只是为了“慎终追远”以使“民德归厚”。祭祀对于儒者说来也并无取悦鬼神之意，孔子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过是要告诫人们祭祀时要庄重肃穆，无非在于陶养人的不忘祖上、不忘天地的虔敬之心。“如在”意味着不执著于鬼神的实体存在，对鬼神的祭祀就此最终被归结为祭祀者主体的心灵境界的提升。儒家称“天”亦为有人格意志如“鬼神”，是为了强化内心那份对“天”敬畏的神圣感，并不是要人们去揣摩某种实体化了的“天”的意志及好恶。墨者责难儒家“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是以人、鬼混言，因为人有生也有死，有现世也有过世，所以有人谋就有鬼（神）谋。又是以“天”、“鬼（神）”混言，因为人死后（鬼神）又凝聚为天之一部分，民俗谓“人算不如天算”，这“天算”就有“鬼谋”的一部分。“天算”、“鬼谋”最终都借“真人”灵魂附体。

所以，墨子明鬼，天、人、鬼终为一体，实体化为“天志”——同天下之“义理”、道德法则。也是墨家、墨学对冥冥中超自然力的敬畏，是对自古以来形成了的天、人之明法、及作古了的往昔圣贤（鬼神）成型了的效天、人之法——成功经验的敬重，然后“精神再造”。综而言之，天、鬼、人最终在天人相关说的“鬼使神差”下托“天志”而幻化为“真人”——神化了的“真人”，一个拥有宗教裁判权的“真人”。墨子最终把“义”人格化了，这个人格化或者说神化了的“义”就是“真人”。结果，墨子的尊天明鬼，终归是对“法规”、“义理”的推崇，及一种人生导引意味的理性归纳。

墨子的鬼神思想，与楚文化的鬼神思想具有相同之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鬼神之明》记叙了类似的鬼神思想，“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则以其赏善罚暴也。昔尧舜禹汤，仁义圣智，天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长年有誉，后世述之，则鬼神之赏，此明矣。及桀纣幽厉，焚圣人杀谏者，贼百姓乱邦家。此以桀折於鬲山，而纣首於只社。身不没，为天下笑，则鬼神之罚，此明矣。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夷而死。荣夷公，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也。如以此诘之，则善者或不赏，而暴者或不罚。故吾因加鬼神不明，则必有故。其力能致焉而弗为乎。吾弗智也。意者其力固不能致焉乎，吾又弗智也。此两者岐。吾故曰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此之谓乎。”该楚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问题，与墨子的鬼神思想“鬼神有所明”有相似之处。该简的整理者曹锦炎先生甚至认为该简是《墨子》的佚文。丁四新先生则认为：“楚简《鬼神》⑨很可能是一篇完整讨论“鬼神”的文章。但由于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观点与墨子“鬼神明知”的观点根本相左，所以将其判定为《墨子》佚文很难令人信服。”从楚简《鬼神之明》与墨子相关文章的相似⑩之处与差异之处，可见楚文化与墨子思想渊源关系很深，两者应该相互有影响的。而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思想诞生地齐鲁地区，是不可能诞生这种思想的。也就是说齐鲁文化的土壤中，培育不了墨家思想。只有楚文化才是是墨子尊天明鬼思想产生的土壤。正如杨晓宇在《墨子尊天明鬼思想源于楚风影响—兼谈墨子里籍问题》一文所云：“尊天明鬼思想是楚国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深信不疑的。有关这一点，读读楚辞就知道了。楚辞中就有《天问》、《卜居》、《东皇太一》、《云中君》、《山鬼》、《湘君》等，而作为反映屈原学术思想的诗章《天问》，那一连串的发问，明为问天，实在问人……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无疑是与楚文化靠近的。”⑾

综上浅叙，墨子先祖深受中原文化特别是夏商影响，河南鲁山为夏商文化中心区域。墨子思想文化深受楚文化影响，与楚文化关系密切。“墨子，鲁人也”即为河南鲁山人应该可信。

注释：

①严一萍：《甲骨古文字研究（第一辑）》，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②李宗山、尹晓燕《河北省迁安县出土两件商代铜器》，《文物》1995年第 6期。

③清·嘉庆武亿主编：《件山志·集传·墨翟》，1983年鲁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印。

④郭成智、张新河：《墨子姓氏、先祖考略》，《河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 4期。

⑤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初叙》，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⑧李渔叔注译：《墨子今注今译·天志上第二十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⑨曹锦炎：《望山楚简文字新释（四则）》，《东方博物》第四辑，1999年。

⑩丁四新：《上博楚简〈鬼神〉篇的鬼神观及其学派研究》。

⑾杨晓宇：《墨子尊天明鬼思想源于楚风影响—兼谈墨子里籍问11

题》，《平顶山师专学报》，1998年第 1期。